风能太阳能归国有吹凉风晒太阳得纳税？

山水必为一体，兼有变化与不变之理，与易经之方法论相合，因此，山水是方法论的意象。

如果不能面对沧桑并且超越沧桑，就只是逃逸，其所得并非超越，而是隔世而已。时间是生死的关键：生而有死者（the mortal）存在于时间中，因此有其终结。

正是这个转换确立了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正如李泽厚概括的，中国精神世界就基于巫史传统。春秋时的思想者开始以山水暗喻思想方法论。在渔樵象释一文中，张文江先生以渔樵作为中国哲学家之象，这意味着一个深度哲学问题，由此可通达另一些重要概念，尤其是历史和山水。三国魏晋之后，经历乱世与失序，社会结构的破坏与重组，各族的逐鹿战争与兴亡，生活经验不再确定，社会陷于动荡和危险，于是山水成为可信经验和本真价值的保留地，一个超越之地，成为位于社会和历史之外的世界，而山水诗与山水画也随之兴起。不过，这却并非儒家之独家短处，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无哪种理论或制度能够解决人而不仁的问题。

那么，既然渔樵这个象可以推到生存根源，只要人类没有灭亡，渔樵就会存在，所以渔樵贯通人类整个历史，既是过去，也是未来。我们追忆山水，却发现作为超越之地的山水有其生成过程，并非自古如此。作为现代儒家，基于起码的事实认知，便不能随便以回到古典的某一阶段、某一个人、某一部经典、某一种主张来标举自己的立场。

但任何辩论性的讨论都是要追究典型言论的。站在前一立场上，也并不见就值得赞赏，因为在多元价值世界中，那也不过是一种主张之一。尤其是在政治权力强势作用甚至是控制社会的情况下，孝道之异化为政治控制手段，就是一种无法遏制的危险。由此可见，政治儒学不接受民主政治作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与终极目标，有两大理据：一是政治儒学在政治义理上的优胜，一是政治儒学在文化本位上的贞定。

需要承认，儒家典籍经历了从经到经典的变化。这就有一个如何理性处理儒学与权力的关系的问题。

其实，即便是武则天，也是靠色相上位的。我们不难发现，女子一方面期待参与公共生活，另一方面，又处处寻求男子的保护，可谓自相矛盾。大陆新儒家的判教，似乎确立错了基准。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与此同时，大陆新儒家在独占规划中国发展方案的思想事业时，也就以毫不客气的态度对侧身儒家阵营的人，自然也就对非儒家阵营中人进行判教。孔子值得膜拜，是因为他解决了春秋时代所面对的本根性问题，指示了后起儒家解决类似问题的进路。也因此，承诺现代变迁的合理性甚至正当性也是重要的，因为那涉及儒家重人的立场能否跨越中西的重大问题。儒家也就不得不拱手让出现代时段的规范建构权力，成为仅仅保有过去与未来，却截断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轴线的断裂性儒家。

在走过一个激烈的反传统、冷落传统到激活传统的复杂历史过程之后，传统重回中国社会生活的现场，确实驱动人们高度重视传统资源。这是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变。

而这样的时代根基，仰赖自由、立宪与民主的理论滋养，并与相应的制度安排相融无间。但同时，刘锡鸿仍然以三代之治定位英国井然有序的现代治理，又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这证明国人总是会情不自禁地以自己所熟悉的儒家理念与现代理念格义。

换言之，就是要让儒学发挥建立民族认同感、提振民族精神力、强化民族自信心的作用。现代自由精神、法治理念因之而被拒斥[注5]。开明之士敏锐意识到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对传统儒家这一古代国家意识形态进行改造，俾使中国跃迁为现代国家。人是有性别差异的，不同性别应受到同等尊重，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大陆新儒家表现出明确的排斥性思维：既然中国不再尾随西方国家向现代化纵深地带推进，而必须拿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独有方案，那么，基于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的基本判断，能够拿得出更化方案的，也就必然是现代新儒家。二是大陆新儒家需要在内部成员间保持温和的言论风格，假如无力做到这一点，那么人们批评其极端言论就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至于在具体的研究主题上，重视公羊学的政治建构，或是彰显儒家天的言述，那是研究侧重的问题，不是替代儒家人的觉醒的选项。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在更化之际筹谋中国大业的儒家，也就有了强势断定中国之为中国，中国如何持续发展的理由。另一方面，这与中国的现代理论建构史实是不相符合的。

人们知道，大陆最大的QQ群之一，据说有数以十万计的80后人群加入，这个群的名字就叫做父母皆祸害。大陆新儒家走上与港台海外新儒家迥然不同的思想道路，恐怕与前者的上述主张有一定关系。

[注3]比较孟子与荀子论仁心仁政与王者精神，就可以看出儒家伦理精神与政治理念的一致性。[注2]李鸿章讲，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相比于大陆新儒家总是谈论高端的建国问题，不如转而向下，更重视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与行为逻辑，并且结合现代社会的构成特点，打造儒家的现代组织行为逻辑，从而真正有力地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变。大陆新儒家在阐扬孝道之时，需要明确表明，权力、社会和个人都要遵循孝及其扩展的伦理原则：权力必须克尽政治责任，社会需要尽成员相互扶助的责任，个人为此要尽血缘性责任。

两者的交叠作用，就是儒家供给社会政治秩序且不被社会政治秩序宥限的保障。大陆新儒家念兹在兹的，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汉武帝角色。

现代政教分立制度存在的问题，绝对不可能在传统的政教合一机制中寻求解决。由此浮上台面的儒学，宗旨不再是发起国民信心、增进国民道德，增进爱国的热肠那种被动救世，而是积极主动谋划强大国家的制度机制与精神生活。

[注9]港台海外新儒学一直张扬思孟学派的进路，而李泽厚近期倡导举孟旗，行荀学，梁涛则主张统合孟荀。这里的责任不是信念责任，而是后果责任。

第二，便是大陆新儒家在应对中国现代变局，也就是应对中国更化问题的时候，认定唯有自己才能有效确定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方案。这些自我评价之论，需要在政治理论上另做检验。这是价值优先的人文进路，而不是事实前置的社会科学立场[注6]。大陆新儒家似乎不愿承认现代政治的结构性变化，于是，大陆新儒家并不能简单被称之为现代的儒家，它或是在现代的新儒家，或是在现代的传统儒家，或是非议现代或反对现代的新儒家。

郭嵩焘对英国为代表的现代国家的赞赏不必赘述，倒是刘锡鸿本人到英后的变化让人惊异：刘去监督郭，但刘却被英国呈现出的三代之治打动了。大陆新儒家认为当下中国正处于更化阶段，因此，儒家似乎又一次获得了历史罕见的天人三策机会。

如果在当下，儒家一定要表述一种回到的立场，那就一定得回到子学时代的儒学。在社会言论方面，他们反对现代主流观念的主张，所在多有。

对现代新儒家来讲，有利于开辟其理论与实践新局面的进路甚多，关键在于他们是不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以及愿不愿意在人文科学的价值坚守同时，采取务实的社会科学之事实认知的态度，去努力建构适应并且引导现代健全发展的儒家新理念与新方案。即便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孝的理念首先也不是政治伦理，而是家庭伦理。